“他们用这个打我儿子，棍子都打断了。”龚泽林的母亲回忆了当初龚泽林和强拆人员发生冲突时的场景。 （南方周末记者 黄秀丽/图）

　　作者：南方周末记者 黄秀丽

　　农民龚泽林在政府拆违中看到自家房子被拆除，遂开车连撞12名拆迁人员。

　　这一暴力抗拆行为被武汉检方指控为“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”，这是比故意伤害罪更重的罪名，在中国的拆迁刑案中极少使用。有人认为这是罪有应得。但有学者担心，这一罪名由于其模糊性，易被滥用。

　　农民龚泽林坐在一辆绿色丰田越野车里，眼看着自家的房子一点点被拆违队拆除，已接近情绪失控。这是他刚装修的房子，准备2011年元旦自己结婚用。

　　这时，有正在现场拆迁的城管拿木棒敲车子的引擎盖。龚泽林大怒：“你们都想死吧。”旁边的村民也开始拿砖头扔向城管。龚泽林“心里有气”，油门一踩，就向拆迁人员冲去。

　　许多人来不及躲避。李建国听到有人大声吼叫，等他回过头，车子就撞了上来。李建国是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副书记，他后被鉴定为轻伤(重型)。

　　除李建国外，武汉市城管局的苗玉生被撞成重伤，武汉市黄陂区土地局副局长周久久轻伤，被撞的拆迁人员共有12人。

　　这是发生在2010年11月16日的拆迁冲突，冲突双方向警方陈述了这一事实。

　　2011年4月11日，武汉市黄陂区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，检方指控龚泽林“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”。这是一个非常重的罪名，对龚泽林来说，对其刑罚不但将重于“故意伤害罪”，更重于“防卫过当”。如果罪名成立，这名37岁的农民将面临10年及以上的徒刑。

　　这样的罪名指控，在中国的拆迁冲突刑事案件中尚属罕见。在法庭上，辩护律师认为公诉方滥用了“危害公共安全罪”，此案引起了国内法学界的关注，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开端。

　　激烈拆违

　　龚泽林生活的后湖村，属于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开发区，离汉口十几公里，地处城郊，居住着大量外来人口。自2003年前，村里兴起了自建房热，这些房子绝大多数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房子既作自住，也出租给外地人。

　　龚泽林当时住的一套4层楼房，是2007年在原有的房子旁边加盖的自建房。那一年，妻子出车祸死亡，他带着一双儿女，和父母以及弟弟一家人住在这里。2010年9月，龚泽林认识了外村人陈淑红，两个人装修房子，准备于2011年元旦结婚。

　　武汉市黄陂区的拆违行动早在2010年10月份就开始筹备，当时承诺：对于少数村民确因子女分家、婚嫁及其他正常范围，政府“会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予以人文关怀式的处理”。村民将其理解为“不拆村民自己住的房子”，龚家也这样认为。

　　2010年11月16日，拆违开始，村庄就像开进了一支部队。武汉市黄陂区副区长孙江现场指挥，出动了城管、国土、公安、监察、检察院、法院共2040人，计划拆除75间将近10万平方米的违建。这在黄陂区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工作协调办公室(下称“控违办”)文件中有详细计划。

　　龚的父亲龚武明称，直到拆违队伍开进村庄之前的当天，他从未接到政府部门的任何告知。

　　拆违开始后，一直到中午，村民几无阻挡。直到挖掘机开到龚泽林家门口，下令开拆之时，冲突才真正酝酿。正在门口观望的龚泽林母亲汤金桂，没预料自家房子也将被拆，顿时心脏病发作晕倒。

　　也在这时，正在村外办事的龚泽林接到了村民电话：“他们要拆你家房子了。”龚泽林怒冲冲地开着车返回，最后发生了连撞12拆违人员的那一幕。

　　龚泽林的车后来卡在了拆迁现场的一个小土堆上，他被拆违队员从车里揪出来殴打。几名警察喊了一声：“再打就出人命了！”城管才停手。

　　那时围观的村民急了，冲上去朝城管扔砖头，很多拆迁人员被打，城管也失控了，见人就打。

　　在村委主任齐国桥的记忆里，这是后湖村民和城管发生的最大一次冲突。在2009年，村民与城管也曾因拆迁冲突发生过互殴。“如果不拆龚家房子，村民其实就忍了。”村支书张真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
　　谁在违法

　　4月11日的庭审中，龚泽林的辩护律师王令提出，龚开车撞人的起因是黄陂区政府未经合法程序就拆迁，龚泽林对不法侵害具有防卫的权利，检方指控罪名不成立。

　　公诉方则提交证据认为拆违程序合法。公诉检察官向法庭出示了一份报告称：黄陂盘龙城开发区控违办已在拆违前几天找龚泽林谈过话，并下发了“违法建设拆除通知书”，并在拆违当天向其下发了“强制拆除通知书”。

　　但在公诉庭审结束后，出庭作证的控违办人员孙志庆却在无意间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，拆房之前，他们其实没有和龚谈过话。到拆房那天，他们才见过一次。

　　更奇特的是，公诉方提供的“后湖村大咀湾违法建设平面示意图”中，75间违章建设中，没有一家的房屋特征与龚泽林的房屋相符。

　　孙志庆的解释是，龚家的房子也在里面，只是没有标识出来。

　　而村委会一名干部在庭审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认为公诉方的证据“与事实不符”，龚泽林的房子不在拆除范围之内。

　　龚泽林在法庭上称，直到他被刑拘后的第三天，盘龙城开发区的某位干部才到看守所，要他在拆违通知书、强制拆除通知书上签字，遭到他的拒绝。

　　律师王令在法庭上提出，盘龙城开发区管委会提供的系列证据，有作伪证的嫌疑。

　　旁听的四十多位村民多次对公诉方证据发出抗议声，被法庭制止。

　　一个双方都承认的事实是：龚泽林共7间房的4层小楼，属于在原基上扩建，没有取得土地许可证。这一点，是盘龙城开发区管委会坚持认为拆龚家的房子没拆错的原因。

　　从2003年，随着武汉经济发展，外地人口涌入，后湖村出现了大量出租、自住一体的违章自建房。到2009年，被黄陂区认为已近“失控”，“强拆迫不得已”。

　　控违办工作人员李超向南方周末记者称，政府已把村民自己居住的房子和投资房区别对待，“这是政府的苦心，但不意味着龚家的房子不是违建房”。由于龚家的房子夹在中间，所以“那么大的拆违行动，不可能单独把他家的房子留下来”。

　　莫成“口袋罪”

　　在龚案中，最令人关注的是他被诉“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”。之前暴力抗拆者多被诉以妨碍公务罪或故意伤害罪。

　　这是可判极刑之罪。刑法第115条规定，放火、决水、爆炸、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、死亡或者使公私财物遭受重大损失的，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

　　黄陂区检察院侦监部门一名负责人称，龚泽林的行为完全符合该罪的两个构成要件。一是他开车撞人是故意的；二是他撞的对象属于不特定人群，具有公共危害性，危害程度与特别严重的刑事犯罪相当。

　　检方“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”来指控龚泽林，意味着完全排除了龚的行为是基于保护自身财产而在行使防卫权。

　　这是龚父龚武明难以接受的：“我儿子保护自己的财产，有什么错？”

　　在大量的拆迁、拆违纠纷中，面对政府的违法强拆行为，公民是否有行使私力救济的权利？3年前，辽宁本溪张剑刺死强拆人员，被法院认定防卫过当，予以缓刑处罚。这一司法案例肯定了私力救济。

　　以这一案例作为先例，辩护律师王令认为龚泽林案也属于防卫过当。

　　但龚案的公诉人王久辉认为，龚泽林如果反击的是拆他房子的人，那么还能算正当防卫，但龚撞的是现场其他无关的人员，所以不属防卫过当。

　　部分法律学者赞成王久辉的这一说法。北京大学刑法学教授储怀植认为：“正当防卫要在紧急的时候用，这种情况有点远。”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阮齐林也认为，本案主张正当防卫的可能性非常小。这是一次官方组织的拆违行动，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合法的，“即使拆错了房子，有争议，也得以后提出来”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更是认为：“这只是个财产问题，不可以通过侵犯人身权利的方式，来保护你的财产权利。”

　　多次承办拆迁、拆违案件的北京律师夏霖另有看法：

　　正当防卫当然须有一定限度，但是在龚案中，龚伤的人都是拆他们家房子的拆违小组队员，他们和开挖掘机拆房的人是一个整体。在这种紧急情况下，要他避开这些阻挡他的人，冲进现场去反击那个直接侵害者，也是强人所难。

　　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教主任刘仁文表示，在本案中，指控龚泽林有罪有两种选择，一种是故意伤害罪，一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。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，选哪一种都没有太大的问题。故意伤害罪起刑是3年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起刑是10年，若从赢得民心考虑，公诉机关在策略上不妨用故意伤害罪去起诉。

　　他认为，“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”近几年有扩大化解释的趋势。该罪本身是一个“口袋罪”，是国权刑法的产物。国权刑法和民权刑法相反，前者是以国家为出发点，以国民为对象的刑法；后者以保护国民利益为出发点、限制国家行为的刑法。因此，在国权刑法理念的主导下，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冲突加剧、新的现象层出不穷时，司法者有时基于民意如把交通肇事变该罪，或出于政治考虑，例如为配合政府意愿诉之以危害公共安全罪，会激活这一口袋罪的运用。

　　事实上，已经有学者指出，类似情况已有开端。在2010年，因不满拆迁补偿到北京三环国贸桥上自焚的一男子，被北京市朝阳区检方诉之“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”。

　　刘仁文建议，如果要建设民权刑法，这类惩罚后果极其严重但罪状描述又十分模糊的“口袋罪”就应当废除。刑法条文中不应有模糊的“以其他危险方法”这样的“口袋式”用词。他认为，如果连立法者都预见不到，怎么能要求公众去预见呢？所以这样惩罚是不公平的。废除之后，并不会影响打击犯罪，可以用相应的罪名如伤害罪等去审判。